2014年5月27日 星期二

新北歐 = 市場經濟 + 分配正義

       花了些時間去了解北歐的財經與社福制度,發現他們用市場經濟賺錢,再用高稅賦和社福制度進行財富重分配,兼得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的好處。而且,歷經 1990 年代初期的北歐金融危機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體檢後,越來越多經濟學者相信北歐模式的優點。反倒是美國政治學者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在 1994 年所預言的「福利國家必倒」,已經被確信是一場過早下斷言的誤會。
       北歐案例對台灣的首要啟示是:市場經濟與分配正義可以並存,企業競爭力和社會福利也可以並存。我們可以忘記美國的放任式資本主義,積極研究北歐模式中可以供台灣取法的部份。
        本文會先簡要比較北歐與美國的現況,再說明保羅.皮爾遜「福利國家必倒」這個預言的背景與錯誤,然後扼要說明北歐如何在福利國家與市場經濟間取得平衡的機制。

一、近況與跨國比較

        總的講起來,近年來北歐國家的人均所得高於或遠高於美國 (挪威 100,318美金>丹麥 59,190>瑞典 57,909>美國 53,101>芬蘭 47,129美元),財富分配遠比美國平均(吉尼數排行榜:瑞典 0.230<丹麥 0.248<挪威0.250<芬蘭0.268<美國0.450),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跟美國相近或遠低於美國,國債水準遠低於美國和歐盟,市場開放程度與歐美相近。


        這樣的成績,同時維持經濟成長、高所得與分配的均勻,以及健全的國家財政,當然遠比美國亮眼,而吸引全世界的羨慕。連立場保守的英國《經學人報》都不得不在 2013 年用 "The Nordic countriesThe next supermodel為篇名讚譽北歐國家的成就,並指出發展經濟學已經把「成功地現代化」稱為「getting to Denmark」。   

       以下兩圖顯示:挪威、瑞典的經濟成長率和失業率表現絕不輸歐美國家近年的表現


二、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非因福利制度而起

       1990年代初期芬蘭、瑞典和挪威都因類似的原因而遭遇到系統性的金融危機,以致於GDP嚴重負成長且失業率飆漲;其中芬蘭受傷最重,GDP負成長達-6%且失業率高達18%;而瑞典 GDP負成長達-2%,失業率高達12%。雖然後來政府因應得宜,但是負面衝擊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但是瑞典卻可以在嚴重受創後迅速復甦,強勁地再度將人均 GDP 追上美國,表示這個經濟體的體質非常健康,而令人刮目相看。

       這一場金融危機的主因與福利制度無關,是在金融自由化過程的不適應症。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北歐國家一度面對競爭力衰退的危機,因而厲行自由化,從消除金融管制開始。以瑞典為例,它是因為政府從1985年起解除行之多年的金融管制與超低利率政策。但是,市場部門初期無法適應自由化,金融機構為了爭奪市場佔有率而浮濫放款,這助長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借貸炒作,而引發房地產價格暴漲,因而又助長金融機構的浮濫放款。在 1990-1991之間因為政府的稅制改革使利率上漲,戳破上述房市泡沫,導致房地產價格暴跌,金融機構破產,股價暴跌,失業率暴漲,稅收銳減,國債激增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1992年底瑞典貨幣「krona」大幅貶值後,出口再度引領經濟恢復強勁,這一波危機才終於過去。(見 "The Swedish model for resolving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91 - 93. Seven reasons why it was successful"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在 1994 年對福利國家的批評是誤把一時的危機當做必將無以為繼的惡性體質,且誤判危機起因,把馮京當馬涼,硬是用一場金融去管制過程所引發的危機曲解成由福利制度引發的危機。

三、從不曾放棄公平與社會福利
        為了保持跟世界的競爭力,瑞典的稅賦降低了約10%,但是北歐國家的稅賦仍遠高於全世界(見下圖),而且沒有任何政黨打算再調降稅賦

為了避免國債過高瑞典政府支出佔GDP比重從 1993年的 67% 降到 49%;
瑞典即將進入高扶養比的高齡社會,為了避免過分增加下一代的負擔,瑞典政府調降了老年福利。


但是瑞典與北歐的社會福利仍舊遙遙領先全世界,從搖籃到墳墓照顧得無微不至。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這個刊物寫了一篇涵蓋許多角度的報導 "Nordic cuddly capitalism: Utopia, no. But a global model for equity",它舉一位  40 歲的中產瑞典人為例:未婚的 Ericsson 每個月的稅後所得僅 4,200 美元,在物價極高的首都 Stockholm 生活,他每個月扣掉經常性支出後只剩 200~300 美元可供支配。但是他一點都不擔心。即使未來結婚或無子,他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養老或孩子的生活費與教育而擔心。
       瑞典的公平性不僅表現在稅賦和社會福利上,也表現在薪資上。瑞典主管的薪資大概只有德國同業的 1/3。近年來瑞典的薪資級距有稍微加大,基尼係數變成 0.24,仍是全球羨慕的水準,也只比上一代多了 25%
       不只這樣,北歐的公平性與集體性深入他們歷史與文化的根部。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至少可以追溯至16世紀路德教派的思想,丹麥學者則把這制度追溯至10世紀北歐海盜的集體精神。瑞典傳統思想裡就有 folkhemmet 一辭,意指「眾人的家」。
       北歐文化強調集體性而不去突顯個人成就,他們的孩子不管貧富都上同樣的學校,沒有能力分班,甚至在小學六年級之前都沒有成績。他們甚至壓抑個人主義,而有著名的 Jante Law1、不要以為你很特別,2、不要以為你和我們不一樣,3、不要以為你比我們聰明,4、不要想像自己比我們好,5、不要以為你懂得比我們多,6、不要以為你比我們更重要,7、不要以為你很能幹,8、不要取笑我們,9、不要以為有人很在乎你,10、不要以為你能教訓我們什麼。
       有這種堅強的集體主義當後盾,北歐國家不可能會放棄公平與社會福利。因此,與其說過去這些年來北歐國家是在「往右翼移動」,不如說北歐國家是在「根據經濟上負擔得起的條件,調整它在左翼的位置」。

四、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