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3日 星期四

心情記事(5):關於希臘國債

寫希臘國債,是因為 10/31 吃晚飯時聽到電視罵希臘人「豬」,聽了刺耳,就開始查相關資料,一直讀到隔日(11/1)凌晨兩點,邊讀、邊寫、邊改。第二天一大早去辦公室,想進一步知道 Andreas Papandreou 這個人,就又上 Google scholar 繼續查(半夜在家裡無法從 Google scholar 下載期刊論文)。 

關心希臘國債原本還有一個理由:我在擔心台灣國債問題會像希臘那樣,平常沒事,一旦有事,既有結構的所有弱點一次全部暴露出來,排山倒海地推倒一切,誰也救不了。

10/31  我一邊整理希臘國債,一邊想著 peak oil 和台灣2%的能源自給率與愈來愈嚴重的貧富差距,看得心驚肉跳。10/31 半夜讀到  Takis Pappas 的論文,把希臘國債危機幾乎完全歸咎於 Andreas G. Papandreou,當場差點就相信了。去 Wikipedia 查 Andreas G. Papandreou,卻覺得這人一點都不像是浪漫到無可救藥的左翼書生,反而對他的左翼理念和政治作為感到有好感。但是時間已近兩點,沒力氣再查下去,只好先休息。

Andreas G. Papandreou 很清楚地是一個國際有名的凱因斯派經濟學家,為何希臘國債的始作俑者是他?難道連精明的凱因斯派經濟學家都可以把國家搞垮?芝加哥學派真的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嗎?這問題讓我耿耿於懷。芝加哥學派去救南美的通膨時,用所謂的 shock therapy,成效卓著,但是自殺人口無數,哈佛經濟學家因此質疑他們「真的沒有心肝嗎?」

每次經濟有問題,一定要窮苦的人付出人命來收拾殘局,而富人則坐收其利,這真的是經濟學的鐵律嗎?

年輕時讀過「不完美的社會」和「新階級」這兩本書,使得我既崇拜原始歐洲共產黨員,又決心不可以重蹈歐洲共產黨「為不可能的理想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的覆轍。此外,年紀漸長後,我從涂爾幹和韋伯學會一個社會學家的態度:先把人道關懷與主觀意志收起來,冷靜而無情地理解社會的運作,然後再來重新思考:面對這樣的社會規律,我們的人道關懷與主觀意志真正能夠作到的究竟是什麼?

假如「每次經濟有問題,一定要窮苦的人付出人命來收拾殘局」真的是經濟學的鐵律,我不會愚蠢地頑抗,而會先接受這事實,再去思考如何在這遊戲規則下減少人命成本。

但是,除非有充分的證據,我不會輕易地把「每次經濟有問題,一定要窮苦的人付出人命來收拾殘局」當作經濟學的鐵律。這幾年來 Joseph Stiglitz 的書對我有不少的支持和幫助。

所以,11/1 一大早我就去辦公室開始進一步追查希臘國債的成因。數據看起來很清楚:Andreas G. Papandreou 不見得要負最大責任,甚至功過相抵之後不見得能說他的經濟政策是錯的。但是他救農村與窮苦人的實際成效卻已成事實,無法再被抹殺。

我還得再找時間進一步瞭解希臘國債的歷史背景,那裡頭可能有台灣人必須要知道的歷史教訓。